不过，在国内，“工作坊”与“训练营”在概念上区分得不是十分清楚。“训练营”一词用得更多些，中国摄影家协会或者一些摄影培训机构就开设过不少类型的摄影训练营，例如北京摄影中心的新加坡摄影师Lance Lee（李启民）主持的黑白纪实摄影训练营和Stefen Chow（赵益锋）主持的专题摄影训练营。而一谈到“工作坊”，大家会感觉这更像一个外来的概念，主持工作坊的老师大多也是外籍摄影师，且多数工作坊由个人或小型机构发起，例如著名摄影博客1416教室的任悦老师与工作在美国的华人摄影师沈玮合作的针对年轻摄影师的Ofpix摄影工作坊，以及马格南（Magnum）摄影师张乾琦主持的报道摄影工作坊。

其实工作坊与训练营在国外有比较明确的概念，分别对应英文Workshop和Bootcamp。训练营（Bootcamp）可以算作工作坊（Workshop）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工作坊最大的区别是，它的训练强度更大，且学员与讲师需要有超过一天一夜在一起连续学习和工作的过程，晚上可能只休息短短几个小时。北摄的新加坡摄影师Stefen在2010年五一期间主持的胡同专题摄影训练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次训练营的时间是两天一夜，以北京胡同里的环境和人物为案例学习专题摄影的专业拍摄和编辑流程，每天的学习都在10个小时以上，且更注重交流和实践，学员在短时间内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思维方式都有了很大提升，并且具备了独立拍摄摄影专题的一定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摄影交流平台，北京摄影中心有必要将工作坊与训练营的区别提出来，并让国内更多朋友了解，这将会更加有利于国内与国外摄影界（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沟通和交流。

任悦在《做一个摄影工作坊》一文中提出：做，而不只是说；她还提到，“工作坊能形成一个‘气场’，也是一股助推力，在一种工作的气氛中，彼此互相激发创作理念，互相鼓励，在当下国内较为浮躁的环境中，我认为这会有助于摄影师坚定自己持续创作的决心”。没错，无论是工作坊还是训练营，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而国内的年轻摄影师不缺器材不缺技术，缺的就是那种专业化的实践和精神。

文章的背景是给无忌的影展《不一样的风景》写的评论，正好也借着机会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顺便再次回应一下自己以前写的争议文章《不明的风景》。

这风景，那风景，春天，天天吃一嘴砂子，只好意淫一下世界某处真的还存在某种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风景”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是一个由互联网发起的展览，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对摄影语言多元化应用的探索。

我母亲在退休之后开始学习拍照，前段时间她把自己拍摄的花卉照片整理成一个电子文件夹，每朵花都标注出了其学名，我对花草的照片向来非常嫌弃，而她的照片却让我感到，摄影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还有就是最近和家人出去，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让我拍照留念，这种纪念照也是我不屑的，但实际上，家里的家庭相册却是我最常翻看的“画册”。

从“我”的层面来说，我宁愿相信，这些参展作品都来自摄影者心灵的体验，即使那些没有入选的作品，它们也是作者愿意记录的世界，想要表达的自我感受，并没有任何成功或者失败的评价标准能够衡量。

去年，我在美国访学，陌生的环境，独处以及简单的生活，使得这一年对我的改变很大。我忽然发现一些过去非常确凿的认知变得可疑，我感到自己所接受的“成功学”教育是失败的——“我”的存在不应该是和他人较量和比较的结果，也无法用物质与经济来衡量——这让我非常诧异，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何将我蒙蔽了很多年？

在美国曾观看过一个展览，作品我不喜欢，但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中国”这个主题却引发我的思考，我这才发现，我的童年是从集体操和上课坐正，手背后开始的，伴随我成长的是成绩单和排行榜。尽管互联网催生我们集体迈入“我时代”，但在一些谈话里，文字中，照片里，我感到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个体是干瘪的，不知所措的，也是不受到尊重的。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决定从尊重自己开始生活，尊重自己的生命，时间，身体，尊重自己的家人，总之，尊重一个自我的存在。

似乎将话题扯得离这个展览很远。其实我要说的是，当下的中国，我们的选择多了，但却仍然缺乏那种对“一花一天堂，一砂一世界” 的欣赏与和这种审美经验相逢时所产生的惊喜。一部作品，首先应该有“我”存在，充满诚意，此时，用不着通过搏出位来吸引眼球，不用应和某种声音和潮流。假如个体是多元的，观看就应该是多元的。

阅读“不一样的风景”中的参展照片，有些作品能够让我看到作者的存在，比如，我能从游莉的作品中嗅到她行走时安静的氛围。说到游莉的照片，不得不提到我写这篇小文的一个“尴尬”。去年，针对一些年轻人组织的展览《篝火》，我写了一篇“不合适的前言”，文章中，我批评这些摄影师拍摄的是“不明的风景”，而游莉也是参展者之一。因此，当无忌邀请我为这个“不一样的风景”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再次面对“风景”这个话题。

再次阅读我自己的文章，我能看到自己写作时的焦虑，现在的我似乎安静下来，以下文字应该是对那篇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坚持和修正。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自我的表达”，我在《不明的风景》中批评那些风景过于自我，态度过于粘稠的时候，此时我更希望作者在自我的基础上，继而体现他们和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思考。因为一方面，我之风景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中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在公共话语里传播的照片，理应发出更大的声音，激发更多的回响。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 ）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他名为《石油》的作品展览颇受艺术界追捧，而支撑这部作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出发点，就是艺术家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在汽车工业区生活的普通工人的后代，他在工厂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辞职了，因为污染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让他不得不逃离，随后他开始用艺术的手段进一步探索这个话题，一拍就是二十年。而另一位美国当红艺术家米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他的新作叫做《美国‘权力’》，英文“Power”有双重意思也指能源，米切看到的风景是巨大的热电工厂前的草坪上中产阶级在打高尔夫，悬挂美国国旗的发电厂等等，他的作品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与全球能源危机之间矛盾的冷静审视。当人们问及他为什么要拍摄这部作品，摄影师的回答很简单：“我有一个女儿。”米切前一部作品是《家族生意》，记录了自己父亲美国梦的破灭。他被定义为当代艺术家，评论人说他内心有着纪实情结，但看起来，他所做的也很简单，把自己看做一个美国公民，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人，他所看到的，都基于这个立场。

德国哲学家马克.本斯（Max Bense）认为摄影的美学则必须和传播（transmission）相关，它更是一种渠道艺术（channel art）。我喜欢这里的“渠道”和“传播”的提法，你可以不在意照片的这种功能，但它却正是摄影这一媒介所擅长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实或者非纪实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里的渠道艺术，更是指摄影这一媒介将外在世界，作者的心像和读者的心像沟通的能力。

我感到，摄影的这一特质是奇妙而又同时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次展览中也有不少摄影师拍摄人造风景，他们的作品是对当下中国的关注，值得鼓励，而让我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中似乎少了一点儿盐，这就是“个体性”，对于我这个观者来说也就因此难以引发更为强烈的感慨。如果有职业艺术家的提法，我希望将之看做“职业传播者”，传播者选择了摄影媒介，他对这一媒介的特性要有独到的认知和思考，作品形成一种稳定的语言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产生更为坚实的表达。这大概也是此次一些参展摄影师仍然需要努力的，从“抒情小品”到“个人作品”，将是一个漫长的沉淀过程。

说到摄影的语言特性，恐怕就要涉及讨论热烈的照片风格的问题，参展作品中似乎仍然有一些是用形式的框框去套内容。近些年，在摄影领域，人们似乎集体无意识地使用平行并列的方式、采样一般去拍摄，或者用造影替代摄影，很多人用中画幅甚至更大的底片替代35毫米，一阵风潮过去又是一阵。其中最为时髦的方法是给作品加上“当代艺术”的标签。潮流和范式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理趋同的需要，背后是没有自我，或者对自我的不信。历史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递进，并不存在过时的艺术表达，更不应该有用一种流派去打压另一种流派的狭隘观点。我们有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心思，恐怕是受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那里面灌输的是一种历史是由胜利者替代失败者的观念。形式是重要的，但是它一定是和个体共生的。

很多摄影师在正儿八经开始拍照之后，逐渐会产生一种“艺术焦虑症”，我也曾患有这种病症，仿佛只有在画廊展出才是这些作品最佳的出口，这也是有些人在作品创作时套用流行风格的原因。实际上，这个被一小撮权威认定的所谓“艺术”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相对于互联网上民间语言的丰富和满是创造力，我逐渐感到官方话语的腐朽。我有一个朋友面对摄影纯艺术领域照片风格甚至画面都趋同的现象，发出应该形成学界、市场和艺术家三权分立的呼声，这背后的事实是，当下的艺术领域只是这三者的合谋，有很多画廊里展出的作品，不过是货架上的商品而已，是一个由金钱掌控的腐朽艺术机制生产出的产品。

参与这次展览的很多摄影师名字都是网名，这大概就是一个信号，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评价体系中，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在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体都可以找到自我认同以及同他人交流的渠道——这是多么值得欢呼！我在《不明的风景》那篇小文中，为那些网络上年轻人如何走向艺术市场的未来道路而感到焦虑，现在看来完全多余。网络就是他们的领地。

昨天，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对摄影的未来有什么愿景？

我想大概有两个吧，一个是希望“摄影”能够消失，未来，我们不再去谈摄影，只谈我们摄影时的个体感受。在了解一些“著名”摄影师背后的故事，了解他们除摄影之外的世界之后，我发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故事远远比他们的作品更丰盈。

我的另一个畅想是，我们能藉由互联网，迎来一个个体乃至艺术的复兴。如果我们被禁止说真话，让艺术来说真话。在这个充满怀疑和不确定的年代，让我们用摄影，这一人人皆可以拾起的工具，审视自我，审查社会，发出呼声，骂声，笑声……

周二去参加了第一场论坛，主讲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图片编辑匡茵以及1416教室的任悦。主要介绍了摄影师如何与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国际NGO组织合作开展拍摄项目。

整个讲座最触动我的其实还是任悦关于纪实摄影拍摄态度的观点，也就是如何解决纪实摄影与摄影师个人名利之间的矛盾——如果你是在拍摄为了社会公益的纪实摄影，你的脑子里就不能只有摄影，你必须想着如何通过图片促进问题的解决；也用不着发出类似“拍摄他们其实我也很难过”的忏悔，因为如果你明确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将能怎样帮助你的被摄对象，那也就没什么可忏悔的了。其实任悦关于纪实摄影拍摄态度的观点在某种角度与天津箫沉有相近之处，箫沉在他一篇博文《請準備“一事無成”》中说到：“我覺得立志從事紀實攝影的人，一定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那就是:紀實攝影—-是一個讓觀眾記住歷史、使自己一事無成的事業！”。这个“一事无成”肯定是带引号的，就像路易斯·海因一样。